（一）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婚姻市场上的人口流动
从全国的总体水平来看，彩礼价格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各地出生性别比的一种折射。但是从区域的分布特征来看，出生性别比的严重程度和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之间，并不能完全建立起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在全国婚姻市场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婚龄女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的流动，会彻底改变各个区域之间的婚龄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的流动情况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的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和彩礼价格的高地。
图3 全国2010年各地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特征
第一种情况是出生性别比原本就高，同时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失严重的地区，这类地区的彩礼价格最高。这种类型的地区，以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原本属于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而且由于毗邻长三角，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发达地区对这些非发达地区女性资源的虹吸效应要更为强烈。因此，这些地区的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彩礼价格也较高。
黄淮海地区总体上也属于这种逻辑。只不过因为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相对较弱，这些地区的彩礼价格比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区要稍微低一点。
相比之下，山东半岛为什么彩礼价格相对较低？山东半岛也属于出生性比失衡比较严重的地区，但是由于山东半岛的人口外流的情况总体较低，年轻女性资源的流失程度较低，因此相对而言，婚姻市场的扭曲程度较低，彩礼价格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
第二种情况是出生性别比高，但是通过全国劳动力市场有全国的年轻女性流入的地区，这类地区往往彩礼价格比较低。这方面，广东是典型。广东省和珠三角绝对是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的重灾区，但是因为有全国青年女性向这些发达地区的流动，引发这些地区的婚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绝对饱和，因此这些地区的婚姻市场上的失衡程度反而不高，进而彩礼价格也相对较低。
第三种情况是尽管有年轻女性资源的流出，但是出生性别比比较正常的地区，这类地区的彩礼价格也相对偏低，比如说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以及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总体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彩礼上涨的幅度和节奏。比如说，在中国的大西南地区以及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云南和贵州），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长期保持平衡，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相对较低，因而这些地区的彩礼价格上涨幅度也相对较慢。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扭曲程度，不如黄淮海地区，更不如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区。
（二）城镇化因素和代际关系与习俗因素
上面是从结构性因素的角度对彩礼价格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除此之外，城镇化因素以及代际关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的彩礼价格。
图4 各地级市农民进城买房指数的比较分析
2008年以后，县域城镇化推进越严重的地区，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新家庭建立的成本越高，婚姻成本越高，相应地，这些地区的彩礼价格也更高。
2023年我们与微博平台合作调研了10万微博用户，用于反应农民进城买房的情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进城买房比较高、县域城镇化推动幅度比较大的江苏、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区，同样也是彩礼较高非常高的地区。
城镇化之所以会推高彩礼成本，是因为农民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成本，现在女方在择偶的过程中一定要求男方在县城有房，但仅仅有房子还不够，缺乏支撑县域城市生活的成本的男性依然无法正常在县城生活，子女出生以后，也无法继续在县城上幼儿园和上学。因此，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女方为了婚后生活有保障所索要的彩礼也相应越高。
最后就是代际关系因素和社会习俗因素。彩礼的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男方的父代和子代合作来完成，在很多地区由男方父母来提供。这个时候，厚重型的代际交换关系下，父母为了完成人生任务愿意为子女成家立业承担高额成本的地区，比如黄淮海地区，就具有支付相对高额彩礼的代际关系基础，进而可以支付相对较高的彩礼，即便男方父母承担高额的债务也在所不惜。但是在代际交换没有那么厚重的地区，比如说西南的重庆、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等地，由于支撑高额彩礼的代际关系基础相对较弱，因而彩礼支付的价格也相对较低。
另外，彩礼的习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彩礼价格。根据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各地的彩礼习俗不一样，有些地区的彩礼在本质上是新家庭对男方父代家庭遗产的一种提前转移支付，彩礼就是新的小家庭建立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来源，彩礼一般由女青年收取，这些地区的彩礼往往会比较高，比如说东北三省地区的高额彩礼就与此密切相关；而有些地区，彩礼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方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一种经济补偿，彩礼的相当部分是由女方的父母收取，彩礼的礼俗意义比较明显，比如说广东省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彩礼的价格也就相对较低。
三、对策建议
首先，在当前高额彩礼的重灾区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苏南）等地区，以及黄淮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是高额彩礼治理的重点地区。具体而言，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安徽等地区是高额彩礼治理的重点地区，而很多地区，比如说陕西、内蒙、云南、广西、重庆、四川、新疆等地区，原本彩礼价格就比较低，在这些地区彩礼整治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适当宣传即可相关政策即可。
图5 中国各省的彩礼价格比较
其次，通过行政手段对彩礼进行整治应该要注意策略和方式方法。现在一些地区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收彩礼、提倡0彩礼等做法值得商榷。数据分析表明，彩礼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现象，作为一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礼俗现象，有其合理性，是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有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早在2000年以前，全国的彩礼价格已经是接近20000，在2021年左右，即便是全国彩礼价格最低的陕西等地区彩礼价格也接近5万。因此，彩礼的整治和移风易俗的方向或许不是要取消彩礼，而是要遏制彩礼的恶性膨胀和过度扭曲，进而给民众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再次，通过行政手段和宣传手段治理彩礼的关键，应该是遏制彩礼节节上涨和日渐失控的态势，让彩礼回归正常和理性的区间，在特定的时期内，给各个地区的彩礼设置天花板。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同，各个地区的合理的彩礼价格也应该有所不同，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确定各个地区彩礼的天花板。
最后，对高额彩礼的整治，需要明确各个地区彩礼的实际内涵和礼俗含义，行政手段的干预要和彩礼的社会基础相契合，切不可全国搞一刀切和一个政策，需要根据各地彩礼的具体情况出台具有正对性的措施。
总而言之，可以将彩礼作为婚姻市场上的一种价格信号，彩礼价格的上涨说明当前的婚姻市场存在诸多的扭曲和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对彩礼价格进行干预，应该要避免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手段所造成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和扭曲，通过行政手段对彩礼进行干预的关键应该是让彩礼价格回归正常和理性的区间，遏制彩礼价格的失控和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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