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看一张报纸，上面有篇叫《年的故事》，我就开始细致的看了起来。
从前，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它经常祸害人类，玉帝看见它这样子，将它打入天牢里。过了一段时间，玉帝看见它这么苦苦哀求，就规定让它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下凡一次，但是它还是恶习不改，继续祸害人类。这次正月初一前一天晚上，人们都去山上去躲避年，但是有一位老婆婆不怕，有一个人叫她赶快走，她就是不听劝告，那个人只好走了。到了正月初一，年去祸害人类，但走到老婆婆这一户时，老婆婆已经贴好春联了，年有点害怕，这时候，老婆婆扔出一个鞭炮，年被吓的落荒而逃，原来，年怕火光、红色的东西和巨响，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老婆婆，就每次到了正月初一，人们就挂灯笼，放鞭炮，贴对联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让我们长了知识，又让我们和祖国的缘分更近一点！
三年级:张芮嘉
关键词：传统节日；对台；文化传播；技巧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145-02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两岸拥有共同的中华传统节日，并进行相关的纪念与庆祝活动。在对台宣传中，善于运用、巧妙运用传统节日，可提高对台文化传播的效果，增强民族与文化的认同。
一、巧挖节日传统文化内涵提升认同度
我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年节（除夕和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在对台宣传中，赋予传统节日更多的文化内涵，既能提升两岸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又共同传承中华传统民族文化。
（一）要善于寻找共同的话语基础
传统节日不仅是体现在时令季节到的时候，进行的庆祝与祭祀等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比如春节，是海峡两岸同胞都极为看重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而这个注重阖家团圆、围炉同吃年夜饭的传统习俗，至今仍是包括两岸在内的所有华人的重要节日，也最为见证海峡两岸本是一家的血脉渊源，即便是在陈水扁主政台湾时全力推动“文化台独”也无法改变，为我们利用传统节日对台文化宣传提供了很好的话语基础，不会引起台湾民众反感，易于接受。显而易见，传统节日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千百年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惯性，时代沿袭，通过一代代的传承，而且还有些信仰的内核，带有一定的神圣性。
（二）深入挖掘节日的丰富文化内涵
传统的节日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由全社会民众集体创造、约定俗成、并靠民众的口口相传而得以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民族共性的集中体现，是极其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载体。如清明节，可以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将在清明节这个时期采用了同样一种方式来怀念我们的祖先。其中一定有着一种东西，它是穿越时空的，能够横贯古今，历经千年而不绝的。在对台宣传中，不断去丰富传统节日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并且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宣传报道，让传统的节日更具有时代性，更易于台湾受众接受，并能让台湾年轻一代能欣然认同。
（三）善用具象的文化符号与方式
中国传统节日，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传统节日的内涵是不断传承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悠久，外在表现明显带有地方风格，中国很大，东西南北中都不一样，民间传统的表达形式也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用一些具象的文化符号与方式来表达。简单来说，就要找一些具体的活动与平台为载体，并通过具体的节目策划，综合利用全媒体传播手段，让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容易认同。在这方面，春节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节日案例。在对台文化宣传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用台湾民众熟悉的表达方式去进行文化传播的表达，把抽象的文化符号化、具体化，用一些形象的事展现出来，寻找到符合时展的载体，让台湾受众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中接受与认同。
（四）巧讲故事增强两岸民众贴近性
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中，台湾受众对于祖国大陆的信息接受方式也在悄然变化，而随之带来的对台宣传也应随之进行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台宣传的时候话题的呈现方式必须改变，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学会“讲故事”的方式无疑是很好的表现方式之一。“故事”在字典里的解释是真实的或虚构的用作讲述对象的事情。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故事为什么让人爱听？原因是它有情节，曲折，能够吸引人；同时，有人物，有性格，有喜怒哀乐，能够打动人。如果在进行传统节日的报道时，不妨多尝试以讲故事的方式更能贴近台湾受众。在利用重大节日对台进行宣传的时候，要巧借讲故事的方式，来讲述传统节日，传递传统文化信息，增强与台湾受众的贴近性。这种是一种文化创新与传承的过程，也是与台湾受众沟通的方式。讲故事容易，但是讲好一个故事却是很难，一个好的故事听的人多，你要表达与传达的意思自然就容易被人接受。
二、巧话两岸节日渊源强化精神纽带
传统节日是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断的精神纽带，这也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进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所以在我们日常的对台宣传中，在节日来临的时候，巧妙借助对传统节日的报道，在两岸之间寻找共同传承的渊源，并强化这种维系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
（一）提前策划节目，加强议题设置
由于传统节日的日期是固定的，可以提前时间进行主题策划，加强议题的设置。在当前的对台宣传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抢占对台文化宣传的先机，提升其文化认同。比如在海峡之声《同闹元宵 情缘两岸》特别节目前期策划中，在部门领导的协调下，在春节前半个月，专门抽调了由新频道总监、主持人、记者、编辑等组成的节目策划小组，进行相关的节目研讨，并最终以“同闹元宵、情缘两岸”为主题展开报道。该议题的设置很好地把握住了当前两岸文化交流的脉搏，最终能够较好地达到让台湾受众对“两岸一家亲”认同的宣传目的。
关键词：时间 身份 碎片 矛盾 边缘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是近年来在国内外文坛备受关注的一位美籍华裔女作家。她的《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等作品艺术地建立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新传统并迅速跻身美国主流文学作品的行列。自作品问世以来，文学评论家们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社会学、人类学、叙事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些作品做了多层次、多方位的解读。作为一个处在美国主流文化边缘的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对生活在两种文化罅隙间的美国华裔的生存状态有着最直接的体验和最直观的认识。为了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再现美国华裔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汤亭亭通过解构主流叙事传统来重构新的边缘群体的叙事模式，而这种“解构”也是通过重构时间来完成的。汤亭亭作品中的人物既是种族的他者也是性别中的他者，这种双重的边缘化状态下，她们的身份和主体性也是非单一的、游离的和分裂的。这种身份的多重性和分裂性通过时间叙事得以重塑和再现。本文拟通过分析《无名女人》一文中作者运用语言重构时间的叙事技法，解析其作品如何摆脱了外部时间的约束，给叙述带来时间的厚度，赋予了人物心理的厚度，从而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的生存现状，传达了她们对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感受，表达了她们构筑族裔文化空间的愿望。
时间是人类记忆自己的理性符号。具有线形的延续性和无限的流动性。作为人类生存记忆形式的符号，时间必须具备逻辑性和稳定性，没有逻辑性的东西总是会处于一种变动不拘的、无所依靠无所终的飘零状态。人的存在处于具体的时空之中，时间因而常常是考察个体存在的重要维度。对少数族裔来说，对现实与困境的认识离不开其对时间的感知。美国华裔在历史和现实中所遭受的不公，在生活中通常通过强行割断的时间而具体凸显出来，例如：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古老文化传统的贬低和神秘化以及对华人建设美国历史的抹煞等等。时间感成为华裔美国人无法回避的存在体验。同样，对时间的控制，也成为华裔美国人寻找自我、建构积极的主体精神必然运用的资源。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女作家，汤亭亭对移民远离故土、置身于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对他们在血统、文化、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归宿感上的种种迷茫，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敏锐的洞察。她发现传统的叙述模式难以呈现少数族裔女性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迷惘、困惑、尴尬和无助，所经受的失去精神家园的虚脱和无望。在《女勇士》中，汤亭亭试图再现一个华裔女孩在身份构建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历程，但她摒弃了传统叙事中按时间顺序讲述人物经历的写作模式，没有用我们惯常的时空轴来整合作品。《女勇士》由时间、人物和内容不直接相关的五个故事组成，通过抓取人物生活中的某个特定的时期或事件来再现华裔女性由于其双重文化身份所造成的边缘、游离的生存状态。这五个故事各自独立，没有固定的中心人物，没有统一的叙述者和稳定的视角，也没有连贯的时间顺序。作为一个生长在美国的华裔后代，汤亭亭对故国文化的了解大都来自母亲的故事和唐人街的生活，因而必然趋于片面和零散。她不得不把母亲的讲述，自己的回忆和想象编织到故事当中。结果故事频繁地被散乱的回忆、传说、梦境或想象打断。读者不得不游走于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过去与现在之间，很难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关系将这些互不相关的时间碎片糅合出一个完整的情节。
不仅仅整部作品的结构如此，时间的碎片化还体现在每一个故事中。在 “无名女人”中，故事从母亲讲述的姑姑的故事开始，接着是中国移民令人困惑的教育后代的方式，“我”关于童年的零散的记忆，“我”想象的姑姑的故事， “下桌”的习俗，姑姑对爱和美的渴求，中间又穿插了古代中国“绞脸”和“缠足”的传统及中国人对家谱的研究和大喊大叫的习惯等等。叙述时间不是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而演进，而是由叙述者调度，有极强的跳跃性，这使叙事得以跨越时间的界限而自由地往返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读者仿佛走进了一个时间迷宫，并不得不自己去找寻这些时间碎片之间的联系以获得这些特定事件背后的文外之意。在汤亭亭看来，一方面，这种碎片型的结构最能反映美国华裔女性边缘游离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她们无力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成连贯的历史。这种时间的断裂和凝滞以及在整合过去、现在和未来上的无力导致了身份构建上的无力，因为人对身份的感知依赖于所感受到的时间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时间被打碎成了散落的片段，人在时间中的存在也就失去了赖以依靠的厚重感和空间感，在时间混乱的情况下，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交织缠绕无法区分时，人的存在永远是不确定的。正是通过呈现华裔美国人所感知的这种时间的断裂和混乱，汤亭亭力图传统叙事时间的维度倾向是一维、单向的流程，而汤亭亭作品中的故事时间常常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向维度中交叉前行，如河流般纵横交错。而这些时间分支有时彼此交叉、覆盖，有时又彼此矛盾。读者很难理出一个情节清晰、线索分明、结构完整的故事，因而更增加了作品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在《无名女人》一文中，母亲讲述的是一段禁止再被提起的家丑，在母亲的故事中，“越轨”的姑姑生下了私生子之后，无奈之下最终带着初生的孩子跳井自杀，在族人的眼中，她不仅仅给个人带来了耻辱，也玷污了整个家族的名誉。叙述者也构想了姑姑可能遭遇的其他境遇，她可能被村上某个男人恐吓和，她只是顺从了他，因为她“逆来顺受惯了”，他和她的丈夫区别不大，“他们俩都是下命令，她服从。”然而这和母亲的故事一样，都一味地强调女人的懦弱和无助，这样定义女性对一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裔女孩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在母亲故事的基础上，她重新书写了无名姑姑的故事。在她的故事版本中，无名姑姑不再是一个可怜的默默承受痛苦的封建思想体系的牺牲品，而是成为了一个叛逆者，一个复仇者，一个女英雄，她勇敢地跨越了“不是标在空间的界限”，选择了“沉默”作为反抗的武器，最终又以跳井自杀对男权社会法则做出了毫不妥协的反抗与报复。作者将无名姑姑故事的几个版本一一罗列，每一个版本相互矛盾，却拒绝说明哪一个更为接近事实，这无疑增加了故事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母亲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向女孩们传授传统道德观念的说教故事，而叙述者的故事带有更为浓重的美国现代文化的色彩。在母亲的故事中，姑姑是沉默的、被动的和无助的，而叙述者故事中的姑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并对爱情无限执着的浪漫女孩。通过改写无名姑姑的故事，汤亭亭赋予了古老的中国故事以美国色彩和现代气息。对“无名姑姑”故事多个版本的罗列使过去和现在彼此交叉叠加，打破了作品的单一的时间层面，从而不仅在内容上，更在叙事层面上再现了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的冲突，过去与现在的冲突，尤其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无名姑姑”故事的多种呈现也显示出人物意识的多元化，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华裔女性的刻板形象，使一向“沉默无语”的华裔女性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和主体意识。
在《无名女人》中，汤亭亭抛弃了传统叙事中常用的线性叙事模式和连贯一致的主体性，叙事的时间流被频繁地切断，作品中所呈现的是大量的看似毫无关联的细节的碎片。故事的时间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甚至是相互矛盾。正是通过对这些时间碎片的随意的组合、叠加、并置与拼接，汤亭亭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独特的时间体验，并通过对时间的重构再现了游离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华裔群体在文化归属上所承受的多重压力和所体验的混杂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从而创建了边缘群体书写自己历史的新的叙事模式。
参考文献：
[1]Bergson, Henri.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e of Consciousness[J]. Trans. F. L. Pogs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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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小刚：《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注、认同与日俱增,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噪音杂音依然存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唯有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风生水起,全面从严治党激浊扬清,中国经济发展亮点纷呈,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合作不断推进,亿万中国人民埋头苦干,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多更新的鲜活素材。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加深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了解,增强各国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认识,生动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多姿多彩、文明进步的中国。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再到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我们就能启人入“道”、引人悟“道”,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文化“走出去”的实践
一是突出亮点，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2014年欧洲古典音乐节在柏林举行，一场中外“混搭”节目将音乐节推向高潮。中国明代昆剧《牡丹亭》与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牧情歌剧同台上演，这种跨越国界、习俗及文化的剧种同场演出在德国观众中引起极大共鸣，让人为之惊叹。《牡丹亭》讲述了书生柳梦梅和太守之女杜丽娘追求爱情的动人故事，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昆剧唱腔华丽婉转，表演细腻，舞姿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深深吸引了外国观众。德国艺术家冯・卡姆波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16世纪后，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问世，剧情描写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对相爱的恋人，为了追求幸福，不顾冷酷现实，最后双双殉情自杀。莎士比亚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表达了人们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的理念。同时代诞生的昆剧《牡丹亭》也是表现了16世纪中国明朝时期一对恋人冲破婚姻的枷锁、大胆追求爱情的故事，剧情同样扣人心弦，人物命运同样跌宕起伏，让人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
二是多措并举，不断拓宽“走出去”渠道。把文化交流与市场推广结合起来，组织艺术院团积极参与、文化部的“感知中国”“欢乐春节”等文化交流活动。同时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商业渠道走向海外市场。江苏省演艺集团先后在日本、比利时、澳大利亚设立了三家海外分公司，与一批海外知名艺术机构建立了长期交流合作机制，精心策划了《江苏风韵――中国作品交响音乐会》、《江南风情――民族歌舞表演》、《江南情韵――民族音乐会》、大型原创歌剧《运之河》等一批特色文化产品。2015年应中国驻欧盟使团的邀请，我们举办“感知中国・江苏文化欧洲行”文化交流活动。活动以大型原创歌剧《运之河》巡演为主线，先后在日内瓦、布鲁塞尔、罗马、米兰四个城市上演8场。《运之河》以大运河的开掘、通航和隋唐朝代更迭为主线，编织了一部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历史正剧，客观还原了隋炀帝的历史功过，用欧洲观众熟悉的歌剧形式，讲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故事，得到欧洲观众的广泛好评。欧盟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伯恩・斯凯说，西方歌剧在主题上多以歌颂爱情为主，而这部歌剧以历史故事为主题，皇帝形象的个人色彩也很鲜明，可以激发西方观众探索中国文化的好奇心。意大利总统府文化事务顾问蒂托・卢克雷齐・里佐在观看演出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知道这是一部中国歌剧，因为题材本身就是中国的，但是这一题材又是世界性的，其中被剥削百姓的情感和反抗压迫的起义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而且这条运河的挖掘和埃及建造金字塔以及古罗马帝国建造巨型建筑并无二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却拥有同样的奇迹，这是我从这部美妙的歌剧当中得到的感悟。歌剧当中丰富的色彩、美轮美奂的舞台布景和动听的歌声把这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是精准定位，主动对接海外市场需求。江苏盐城杂技团是一家民间艺术团体，创作的大型音乐杂技剧《猴・西游记》曾在美国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连演27场且场场爆满，创造了该中心建立以来单一剧目演出规模和场次的最新样板，打破了2011年英国莎士比亚戏剧在此演出21场的历史记录。这次演出在受众对象上实现了以西方华人社会为主向以西方主流社会为主的转变，在运作方式上实现了由传统的租场演出向纯商业演出的转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舞台艺术的对外文化贸易。
传统杂技节目重技艺表演，轻情节内容，深层文化的艺术感染受到限制。《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如何把传统杂技与历史故事融为一体，为外国观众所接受？该艺术团专门邀请了国际著名编导和创作团队。总导演长期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谙熟西方观众欣赏习惯和中国戏剧文化。音乐创作、动漫设计、造型等均由世界知名专家担任。该剧精选了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智过火焰山等9个精彩片断，通过精心策划，整理改编，在节目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量身定做，做到“中国风格、国际表达”，使得全剧看点十足，高潮迭起，实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扬善惩恶的主题与西方观众乐于接受的英雄主义的碰撞与共鸣。该剧带给观众美不胜收的愉悦，被当地媒体誉为“独一无二的剧场体验”和“史诗般的休闲娱乐”。
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江苏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实践，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树立自信，“文化差异”并非文化“走出去”的障碍。“这是一条河，千里长河，连两江三河可通四海，船行天下物畅诸国，将承载着大隋国运，将流淌着万民的福泽。修一条河哟，一条梦中的河，这是我此生最美的宏愿……”歌剧《运之河》的演出，音乐雄浑耐听不失感染力，既展现史诗的大气磅礴，也有人物刻画的婉约细腻。该剧欧洲演出的首场在日内瓦，瑞士著名音乐家克伊奈看完后评价道：“《运之河》用歌剧艺术的形式呈现大运河贯通南北的开凿历史，虽然讲的是中国历史故事，但采用现代音乐的表达形式，欧洲人会从这样的演出中感知中国。”那一刻，你会由衷地感慨，所谓“文化差异”与隔阂并不存在，好的作品，可以穿越国界，穿越语言，直抵内心，引发共鸣。
发源于苏州昆山的昆剧，是中华民族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昆曲集中国戏曲艺术之精华，熔诗、词、乐、歌、舞、戏于一炉，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被喻为“百戏之祖”。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4年，由著名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用青春的演员演青春的爱情故事，来吸引青春的观众，给这门古老的艺术以青春的喜悦和生命，在美国上演时场场爆满。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说起一件事：她在比利时演出昆剧《长生殿》，每当演到杨贵妃和唐明皇阴阳两隔双双哭泣的时候，从舞台上看下去，台下竟变成白茫茫一片，原来深受感动的观众怕自己哭泣时的声音影响到别人，都很自觉地用纸巾遮挡着脸。她认为文化的力量可以净化心灵，也说明中华传统戏曲可以为世人所接受。既然昆剧可以跨文化传播，其他的文化作品亦不例外。所谓“文化差异”，其实不应成为文化“走出去”的障碍。中国文化渴望世界舞台，世界也需要中国文化展示风采。从《马可・波罗游记》到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再到近年来中国春节在海外被追捧，都说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要有充分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国际传播的方式和手段，把我们优秀的、能够真正体现民族文化精髓的作品传播出去。
启示之二：创新方式，探寻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猴・西游记》的成功演出，在于大胆创新内容和形式，吸收了大量动漫人物的造型特点，将漫画形象设计与杂技、武术、灯光特效等元素相融合。在舞台音乐上，运用琵琶、中阮等传统乐器，结合电子乐、打击乐以及西方非主流音乐形式，注入现代审美意识和流行文化元素。在表演艺术上，增添武术动作、马术表演、魔术杂耍以及现代舞蹈等，视觉冲击感强，精彩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文化“走出去”，转变观念尤为重要。中华文化在古代曾领世界，近代以来在世界舞台上逐步被边缘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自身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化“走出去”，并非简单移植的行为，而是一个交流与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否顺利展开，前提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寻求共识，建立起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我们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和国外的文化去碰撞、交流，在互相交融之中，用我们独特的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影响力。实践表明，只有贴近西方观众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中国故事进行“国际表达”，才能拨动外国观众的心弦。
关键词： 语文教学 渗透 传统文化 途径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教学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民族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未成年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增进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中不少是语言材料中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成为了汉民族语言中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那么，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找准突破——以唐诗宋词激趣
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万口传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脉。优秀的古诗词不但情、理、趣兼备，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诵记，而且能启迪人的心智，真正让学生终生受益。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作为语文教师要加强学生唐诗宋词的学习，让诗歌陪伴学生成长，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俗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学生在大量诵读古诗词的过程中，不但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且能深刻领悟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能为今后的写作提供很好的素材和佳句。在学习唐诗宋词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学生爱学、乐学。为此可通过不定期开展如“赛诗会”、“小诗人”等的实践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当学生学习的古诗词达到一定的数量时，还要教会学生对词诗的赏识，提升其阅读的品位，还可教会学生对诗词进行分类整理。让学生在整理诗词的过程中，为运用诗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激励成长——以成语故事明志
成语是我国独特的文化，它的出现常常和一个个充满故事性的精彩情节相生相连，极易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东西，而且每个成语故事后面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语文教师除了要充分挖掘课本内的成语之外，更要拓展学生课外成语的学习，要学生了解成语的来源、本义、今义及运用范围，做到真正地掌握。比如在学习到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成语时，就可对学生进行勤奋学习的教育。在学习到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成语时，就可借机鼓励学生去读四大名著，这样因势利导，激发求知的教育对学生才会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对成语，教师要教会学生自觉去应用积累，要学会在平时的阅读中，一遇到成语就记录下来。还要积极开展一些诸如“我讲成语故事”、“成语接龙”、“谁是成语大王”等活动，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学习成语，积累语言。要让学生在学习优秀成语故事时受到故事主人的启发，学习故事中主人的优秀品质。
三、提升修养——以经典诵读润心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劝大家多读书的忠告。现代教育家陶行之也说过：“学生的语文水平能否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看了多少书，看了什么书和怎样看书，取决于他们写了多少文章、写了什么文章和怎样写文章；语文教师的职责就在于引导学生去完成这些工作。”
生活在儒学文明传统下的中国人多读一些传统的文化经典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有关立身之本的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忠”、“孝”、“礼”、“俭”等内容，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世代相传。而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多散布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典篇目中。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古代经典的诵读，以此作为学生储备知识，让他们在这些充满智慧的传统文化读物中，向千古圣贤讨教必要的立身之本，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语文教师要有在古代传统文化中发现美的素养，不但能够把古代文化中美的东西讲出来，而且要开掘其美质，把美的东西传给学生，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学生热爱了，才会去传承。所以老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多给孩子挖掘一些文化中的闪光点，让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化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提高自身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实质。
四、拓展视野——以民俗文化强基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它们不但传承在各类的文化书籍中，更与民间文化相伴相息。像春节时张贴的春联，日常生活中的顺口溜、歇后语、俗语等都各有特点，都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因此，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定要积极挖掘语文教学和生活的结合点，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发现。比如可让学生在春节时搜集春联，让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自然地感受语言、记忆语言、积累语言，让他们知道传统文化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需要认真学好，进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
五、了解家乡——以地域文化固本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方不一样，人情风俗、饮食习惯、地域文化就存在一定差异。语文知识的积累从认识生活开始，认识生活，了解生活从认识和了解家乡开始。所以，学习和了解家乡的地域文化对提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作为语文教师，就得知道如何引导学生去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家乡一些特有的地域文化。就拿重庆来说，得引导学生了解巴渝文化、火锅文化等。拿黔江区来说，得让孩子知道土家族、苗族的一些传统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些民族传统的东西，只有从小引导孩子去认识和了解，才会得以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国梦;中国国家传播体系;中华文明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170-06
党的十以来，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战略思想，在内政外交上，推行纵横捭阖的治国方略。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合中国历史、现状、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深度改革开放这三要素之间，是复杂而有机的协调关系，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是当代知识界、传媒界冲破惯常思维与文明瓶颈的根本指针与突破口。
笔者认为，围绕“中国梦”展开的中国国家传播战略体系，由五个部分有机构成：一是内容体系;二是舆论引导与公共教化的政治传播体系;三是学校教育的经典传播体系;四是精英学术的经典传播体系;五是媒介融合的大众传播体系，以及围绕时尚创意布局的多媒介传播手段。其中，“内容体系”是核心，贯彻、落实“内容体系”实际操作层面的关键在于：从文明传播的战略高度，建构一个能讲好伟大历史与光明现实的“中国故事”的传播要素体系，建构一个能谱写出恢宏、壮阔、瑰丽、奋进的“中国史诗”的传播精神与传播框架，建构一个向全民族、海内外有效传播“中国精神”的媒介融合环境。本文拟就上述战略问题，展开初步的学术探讨。
一、让“中国梦”翱翔：中国国家传播的体系建构
“中国梦”伟大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华文明漫长历史实践的理论概括，更是“中华大一统”体制下悠久而贤明的治国方略的合理继承，更是建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触发了全社会相当程度的“道德涣散”“价值迷失”与“精神萎顿”，单一利益驱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急功近利的教育学术模式、大众传媒模式等，使全社会出现利益分配不公，道德习惯、法治精神的严重缺失，精神萎靡等一系列乱象，西方舆论趁机大加挞伐，鼓吹“西式民主”“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歪理。
历史地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创造性地摸索出能凝聚全球最大幅员与文化差异为文明统一体的、体现伟大人文观念与合理制度的有效治理体系，英国历史哲学大师汤因比称之为迥异于“希腊模式”的“中国模式”①，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称之为“儒家式的民主”②，笔者称之为“中华古典秩序”，即：最高领导集团（天子、近臣、一部分贵戚、勋
收稿日期：2014-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梦的国家传播战略”（13@ZH023）。
作者简介：毛峰，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旧等）、实际担负治理天下责任的卿士大夫（文官政府）系统、乡绅乡贤等主持下的地方自治，以及平民百姓的合理诉求，都被约束在不成文、半成文的习惯法（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法典）和成文法典（从汉律一直到明清律）的协调、制衡机制之下，这一文明传播秩序既约束了权力泛滥，又保障了百业繁荣。
历代中华儿女，正是在这一中华文明传播的合理秩序下，不断把中国文明事业推进到古典时代全球领先的完备境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把暂时落后的近代中国，逐步推上重返并超越汉唐盛世的伟大境界。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沸腾着人类实现公平幸福的“中国梦”，《礼记》形容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③
2014年2月24日，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④这一博大而深刻的战略思想，不仅是建构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国家传播内容体系的根本指针，也是鼓舞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地推行全球“文明大传播”的根本思路。
中国国家传播的“内容体系”由三大有机要素构成：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准;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生渊源与强大动力，实现古典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全面交融;三是以中国历史和现实需要为主体，积极主动吸纳、有取舍地借鉴近代西方人文价值的合理部分，作为参照与旁支，促进中西文明的交融。三大内容要素之间需融会贯通，兼容并蓄，建构起立足本国历史实际，广泛吸取儒家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道家自然主义精神、佛教合理主义精神、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等的合理精华，在“创造转化”与“创新发展”的基础上，使国家传播的“内容体系”巍然树立起来。
具体来说，围绕中国梦的国家传播体系，应当率先进行以下几个方面战略性的建构。
第一，创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中心，广泛深入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有益部分，合成“中国国家论述”的内容体系，在“中国梦”的观念框架下，尽可能培植、规划、整合“舆论引导、公共教化”等传播领域，设立统筹性的研究机构和领导机关，集中一批传播专家、精英学者，梳理“中国梦”的历史土壤、现实处境、传播形态，梳理“中华文明的历史论述与现实分析”的国家论述体系，梳理“中国梦”与民族复兴、全球一体化的“高端衔接形态”等等，以连贯的形式，推出有关“中国梦”、中华文明及其伟大实践的理论著作、电视专题片、网络视频、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形态传播，使“中国梦”的国家论述，阐释博大精深，表达鲜活生动。
第二，运用行政和法律等一切手段，将涵括中华文明及其伟大实践、“中国梦”的历史与现实、中华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等重要内容与形式的国学经典课程，纳入全国大中小学教学大纲和必修课程体系中，切实做到“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地深入传播;运用一切行政和法律手段，在广播电视、报刊、重要门户网站等媒体上，开辟专门的频道、栏目、服务终端，让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深入百姓头脑”，让“中国梦”翱翔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第三，组织专家、成功人士、演艺明星，组成“中国梦与中华文明传播”的明星集群、名家方阵，在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流社群、华裔社区中，形成固定的巡讲、展演、联欢、学术教育文化交流等多种形态的传播机制，在全球树立起中华文明及其当代中国“富有极大感召力与感染力”的国际形象。
第四，运用市场与政策手段，重点培育一批“传播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形象”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与明星示范企业，使之成批量地开发出“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史诗”等文化产品，让精美、鲜活、感人的中华文明形象，树立在全球面前，重点培育国家一流的创意产业平台，使中国电影、流行音乐、动漫、时装、饰品、玩具等传播平台始终贯穿着亮丽、浪漫、时尚、活泼的“中国元素”。
二、“中国故事”：传递中华文明的“正能量”
每个民族都有不可磨灭的文明传统和文明记忆。这些传统与记忆，不是流俗之见所谓的“博物馆藏品”或收藏家把玩的“古董”，更不是“去中国化”“厚黑历史学”津津乐道、大肆渲染的宫廷倾轧、嫔妃争风或权谋诈术，而是一个民族立足自身、光明奋斗、以开拓创新复兴自身的“文明史诗”。
“中国梦”思想的传播，要想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建构“中国故事”的叙事主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光明奋斗史，中华文明古今一体的“民族正能量”的传播史，把当代中国的伟大成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奋力冲破以往“全盘西化”“去中国化”刻意营造的“厚黑学的历史观”、古今中西割裂的错误历史观，讲述一个中华民族的光明成长史、奋斗史、复兴史、腾飞史。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建构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必须培育中华民族对自身祖先遗留的文明传播经验、文明创造、文明贡献抱有根本认同与高度自信的态度，这是理论、制度、道路“三自信”的深厚历史土壤和精神土壤。
作为民族根本生命载体的“中国故事”，必须率先解决的大问题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建构史、传播史，到底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史，还是“厚黑历史学”渲染的“漆黑一团”的历史？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尤其是影视剧传播中，流行各种“全盘西化”“去中国化”“历史厚黑学”等刻意渲染、夸大宫廷倾轧、权谋诈术、嫔妃争风、人心不古的不良倾向，似乎中国历史文化“漆黑一团”。对此应予当头棒喝，重建有关中华文明的正大光明的传播话语，树立起中华文明的正面形象，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充足的“正能量”，全社会的政治共识与文化共识，必须从中华文明的“正面传统”中孕育涵养出来。
2013年9月26日，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⑤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采取“尊重历史、切实联系中国发展实际、经世致用”的叙事风格与叙事基调，注重挖掘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事业相互贯通的“正能量”，清除长期以来“厚黑学历史观”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当代现实之间“相互隐喻、相互指涉”“影射”式的错误认知。
中国人本来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但在“全盘西化”“去中国化”“厚黑学历史观”的长期错误引导下，成了萎靡不振、阴险狡诈、劣根难除、卑鄙猥琐的形象，丝毫没有正大清刚的道德节操和民族气节。
为了针对性地反对上述错误，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和“四个独特”的“中国历史观”和“中华文明观”，这可以作为“中国故事”的“叙事主线与叙事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⑥这一论述强有力地廓清了“去中国化”“厚黑学历史观”的迷雾：中华文明是历代各阶层中国人的伟大创造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文明根基与“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博大深厚的中国历史渊源和广泛稳固的中国现实基础。那些不顾中国历史与实际、用欧美尺子衡量中国一切的“去中国化”错误历史观与政治思维，可以休矣！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首要的、紧迫的现实意义，在于树立、增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事业的“三个自信”，即冲破“去中国化”“历史厚黑学”思潮在学术、教育、传媒等领域的迷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信。这是建构“中国国家传播体系”的根本价值尺度与理论基准所在。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尤其是新中国65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印证了中华文明建构与传播的基本规律：中国的统一、稳定与繁荣，缺一不可。“统一”意味着全民族的最高文化认同，即统一于中华文明整体之中，杜绝这样那样的内乱、内斗;“稳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意味着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应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开“乐观、光明、恢宏而瑰丽的史诗风格的正大叙事”，讲述全民族光明奋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凝聚、提升、鼓舞全民族积极向上、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的伟大奋斗精神。
“中国梦”是古今贯通、全民族积极奋斗的精神载体。深入中华文明的传播史，可领悟“中国梦”的古今形态。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六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一，在伏羲炎黄时代，中华民族创立了大一统联邦制国家雏形，《史记・五帝本纪》《易传》《竹书纪年》等典籍对此均有描述。其二，在尧舜禹和夏商周时代，围绕治理洪水、创立合理赋税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制建构，中国古典治理体系初步完备，《尚书》《礼记》《春秋》、诸子论述等典籍对此均有描述。其三，在晚周政治动荡的危急时刻，《礼记・礼运》等一系列政治论述中揭示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⑦等华夏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大同主义的文明理想，“中国梦”的古典形态获得了博大深厚的概括与诠释。其四，秦汉以下，中国大一统文明制度日益完备，绵延2200年以上，“中国梦”以百业兴旺、文明灿烂、独步世界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数典籍、《清明上河图》等古典名画就是这一“中国梦”真实图景的忠实描绘。其五，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野蛮粗暴地对待中华民族，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中国各阶层不堪压迫，泪尽继之以血，血尽继之以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独立稳定和初步繁荣的新中国。其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梦”战略继往开来，正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围绕“中国梦”展开的国家传播体系，应贯彻落实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中，以中国民众喜闻乐见、青少年受众喜闻可见的多媒介形态，建树起一个生机勃勃、青春亮丽的中国，一个古老文明不断焕发神采与魅力的“中国史诗”！
三、“中国史诗”：建构中华文明的“正传播”
要想谱写“壮丽恢宏的中国史诗”，必须深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直探中华文明的灵魂，以“中华文明大传播”的战略格局与宏大气度，深入挖掘“中国梦”的内生源泉、精神支撑与强大的道德动力，复兴“轴心时代的中国智慧”，进行有关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大传播与正传播”。
所谓“轴心时代的中国智慧”，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⑧中率先提出，被世界各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具体到中华文明，指的是公元前1046年西周文明创立，直至公元前200年前后西汉文明的建立这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以公元前500年前后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的伟大智慧为精神核心，为人类文明进步打下的不可磨灭的智慧印迹。
今天，我们要传承“中华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大智慧”，结合21世纪的全球文明进步与中国实际需求，深入而精准地揭示、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血肉相依、不可分离的内在生命关系，深入中华文明的道德灵魂，深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有机部分，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博大深厚的人类普遍价值和中华民族的独特品质，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智慧源泉与内生动力。“轴心时代中国智慧”，滋养着“中国史诗”的叙事主线与抒情基调，是“中国史诗”的精神核心。
具体来说，“中国史诗”的建构要素，大致如下。
第一，展现中华文明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中国史诗”，应当以儒家思想的理性思维、仁爱自治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为叙事主体，涵括诸子百家、儒道佛智慧等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呈现中华文明不断建构、传播、发展、壮大、复兴的伟大精神与道德风范，同时又以“协和万邦”的大同主义精神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雄阔胸襟，形成不断对全球文明进步事业进行主动吸纳、与之交融互动的壮美历史图景。
深入中国历史长河与“文明治理的实际”，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居中国政治、文化、教育与学术传播的主流地位，与其他学派长期兼容、互动，自身学术思想并无停滞、僵化之虞。儒家思想一直顺应着中国历史发展与时代潮流而不断自我更新，具有顽强而长久的生命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学术思想，主张经世致用，始终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与文明教化等进步事业。
第二，“中国史诗”要强有力地刻画中华大一统的民族生命、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做“向心运动”的伟大轨迹。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儒道佛等诸种智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从来都是“中华大一统”的坚决维护者，是中华文明凝聚成伟大整体、团结进步与不断复兴的道德精神的核心。
以中华大一统为精神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具有以下文明大传播、大整合功能：其一，儒家思想一贯主张中华大一统，历代仁人志士在儒家思想激励下，赴汤蹈火，甘洒热血，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百姓生活安康，是中华文明形成、绵延、发展、壮大、不断复兴的最大精神动力。其二，儒家自治而容人的仁爱学说，诸子百家及其历代后续发展，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发展、繁荣、多民族和合、天下大同、全人类彼此善待的伟大道德精神的智慧源泉。其三，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凝聚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独立，反抗一切形式的外来侵略、压迫、干涉、威胁、奴役的精神支撑。其四，儒家经史子集的伟大传承、诸子百家的伟大智慧，是推动中华民族融入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精神资源。其五，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道德学说，是推动中国各阶层进行利益协调与平衡、促进中国长治久安的治理法宝。
第三，“中国史诗”应当精致优美地展现“轴心时代”及其后续各时代中国人自由的“生活态度”与“生命智慧”，以“仁爱自治”（儒家）、“顺应自然”（道家）、“自度度人”（佛家）救治当今人类的利欲熏心、自私鄙俗，在当代世界各国面临资源匮乏、生态紊乱、冲突加剧、恐怖主义盛行等严峻的“全球问题”挑战下，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合理认知、有力舒缓与最终解决，都能奉献出一流的中华传统道德与生命智慧。
“中国史诗”的主题、主线，叙事与抒情的基调，就是这些伟大智慧、道德精神的壮丽诞生、恢宏建构，不断丰富完善，以博大精湛赢得世界人文价值的“首席传播地位”的故事。“中国史诗”应以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共同奋斗为宗旨与主题，精美展现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继往开来的伟大成长，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命运，展现生生不息、融会吐纳宇宙万有的民族大生命。
第四，“中国史诗”应把中华文明大传播的壮丽进程，提升为“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史诗高度，提升为中华民族重新树立自信与自强不息、开拓奋进、拥抱世界潮流、引导全球趋势的光辉凯歌，谱写出全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极品乐章。
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厚黑历史学”“去中国化”等认识误区、传播流弊非常突出。2013年12月30日，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⑨
中华文明自炎黄尧舜开创、三代秦汉隋唐宋明一以贯之的文治政府体系，是协调各方利益、始终坚持民本第一、社群利益最大化的“古典制度”与治理体系，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明基业和重新腾飞的最大“底气”和“骨气”的精神支撑。因此，当代中国根本无须如“全盘西化派”“去中国化”错误观点所谓的照搬、照抄西方近代多党普选制、一人一票、个人欲求盲目集合的“混乱民主”模式，独自探索出适合中国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协调各方利益、确保民生社群利益最大化的文明制度。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一贯奉行“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的文明精神，积极广泛地吸纳一切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建构，就是文明大传播的范例，是当代中国对内整合、对外辐射、交流、互动、施加经济文化影响的战略部署。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主动吸纳其他文明的合理精华，把异质文明化成自己的文明，形成中华文明大传播的根本规律。
四、“中国精神”：文明大传播的平台
在全球一体化、当代世界文明呈现“多媒介融合”、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传播格局与传播态势下，“中国梦”“中国故事”“中国史诗”与“中国精神”的传播，必须牢牢把握“文明大传播”概念，开展“全媒体”传播平台的高端建构。
第一，建构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地位，涵括西方文明观念合理成分的，以政府文告、公益广告等为载体的“内容传播”平台。
在内容传播的平台方面，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建构起中国国家传播的“内容传播体系”，在这一国家传播体系的引导下，本着舆论引导、公共教化的“正能量”与“正传播”的原则，以政府论述、学校教育、精英学术研讨与、多媒介融合的创意传播手段为载体，合理有序地进行平台建构，使“中国故事”“中国史诗”“中国精神”分批次、分档次地进入海内外广大受众群，逐步深入全球15亿华裔人士、8亿中国青少年的心灵深处，使中国长久立于全球文明大传播的高峰地位。
第二，建构以舆论引导、公共教化为目的、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国学正能量”培训和社区文化建设为载体的“政治―公共传播”平台。
中华文明是合理调节人们身心健康与和睦生活的“正能量”的强大源泉。在当代中国，在不少领域、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舆论引导与公共教化”上的重大误区、不足、缺失，使得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正能量”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中华文明传播”为框架，符合中国历史与实际的、注重中华传统美德与道德情操、以道德约束调解国人行为规范的“道德观念、文明习惯、人生哲学、公共品德”等“文明传播”的观念与实践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切实传播开来。
在“政治―公共传播平台”的战略建构方面，大致分以下三个步骤：其一，以行政法规与政府文件等形式，要求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承担传播中华文明的公共教化责任：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直到每个居民社区，从政府文告，到公益广告、商业广告，到社区橱窗等一切文宣活动，必须鲜明突出中华文明的语言、意象、精神、价值。其二，在城乡各级政府与重要企事业单位，普遍开设“中华文明大传播”“中国正能量”的培训讲座，使公务员群体、企事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学会汲取、运用“正传播”的方法。其三，在城乡各级居民社区，普遍设立中华文明大传播的国学正能量的教育、传播中心。
第三，建构全国大中小学校教育平台的“经典传播”平台，包括全国学术研究、战略实务研究的完善规划与实施。
笔者经过调研⑩发现，中国多数大学生不能比较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懂得把博大深厚的中华文明作为其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高端决策时的精神资源。换言之，中国大学生根本没有形成“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帮助或解脱之道”的思想、智力与情感习惯。那么，这些人的“焦虑和迷茫”将会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外的精神渠道――西方文化、流行文化等“正”“负”能量混杂的渠道获得宣泄与释放。
因此，在“经典传播”平台方面，必须迅速在全国大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全面树立“中华文明大传播”的根本宗旨、原则、方法，从教学大纲、学科规划、课程设置、教师聘任、学生招考与管理、教育评价等一切传播层面，检讨长期以来“去中国化”的错误教育管理与学术管理模式，大规模地简政放权，裁汰目前许多极不合理、严重压抑各级学校师生创造力的“规章制度”，罢斥那些严重损伤学校师生严谨治学精神、造成大中小学各种评审指标“泡沫化”的“指标体系”。为大中小学教师、学者、专家、广大在校生“松绑”，实行精神、学术与文化的“休养生息”，让中国知识分子焕发活力，让中国教师、学者、广大学生“休养生息”，宽松愉快地进行教学、科研、智慧创造。其中，最重要的教育、学术管理改革的步骤，则应融贯“中国智慧”，重新设置以往分科琐细的学科体系，设置突出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学校课程与考评制度。
第四，建构全国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融合、创意时尚的“大众传播”平台。
在“大众传播”平台的建构方面，目前急需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建构网络、手机等自媒体的新型传播平台，积极传播中华文明。其二，对电视、广播、出版、影视剧、时尚产品等精英人士与高级管理阶层，进行“中华文明与正能量”的集中培训。其三，智能通讯、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电视等潜力巨大，中华文明的正能量应以“智能媒介”等多媒体形式亮丽挥洒。其四，建构“中国故事”“中国史诗”与“中国精神”的多媒体融合的综合、传播平台。其五，面向海外华裔人士，合理规划、开发传播中华文明的精神产品。
注释
①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修订本），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43页。
②参见[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100页。
③⑦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8―659、688页。
④：《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⑤：《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 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人民日报》2013年9月27日。
⑥：《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⑧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15页。
[关键词]印尼文化；国别文化；宗教文化；“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09-03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与马来西亚、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壤，国土面积507万平方公里，其中6096为海洋。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1.7万多个岛屿组成，素有“千岛之国”的美称。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伊斯兰教对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同时，印尼还是世界上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在各个方面也都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
在CNKI上以“印度尼西亚”和“印尼”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分别找到2923条和9636条相关文献，其中以研究印尼经济、政治、地质灾难、自然资源的文献为主，而研究印尼文化方面的资料并不丰富，删选后只有112篇文章。通过归纳总结，本文主要从文学、文化、古代神话和民间故事三方面对目前的研究做一简单梳理。
一、文学
我国对于印尼文学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基本着眼于印尼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学，或是着墨于印尼华人文学，可见我国对印尼现代文学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开展。印尼学者Boejoeing Saleh将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大略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介绍了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艺术特点和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梁立基指出：“印尼古典文学实际上是由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爪哇古典文学、马来古典文学、巽达古典文学、巴厘古典文学等所组成，而以爪哇和马来的古典文学为主。现代文学部分才算是建立在统一的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的全民族统一的文学。”期间还介绍了不同时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日本学者上原仁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前的文学和艺术》中粗略介绍了古代爪哇文学、新爪哇文学、近代爪哇文学和马来文学。印尼学者BakriSiregar的《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中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一文认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是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觉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学者刘宏《论中国对当代印尼文学的影响》中以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为例，以点带面谈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印尼文学的影响。普拉穆迪亚1956年从中国回到印尼后，“由一个孤独的作家变成了积极的战士，他的普遍人道主义也被虔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取代”，也因此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实践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文章。
我国对于印尼文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华人文学。有侧重研究印尼华文文学发展进程的，如《印尼华文文学历史发展概述》、《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艰难历程》、《印尼华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印尼华文文学沧桑》、《悠久而多彩的印尼华人外文文学》、《不屈的精魂――20世纪印尼华文文学简论》。也有研究华人女性文学的，如《以细腻的笔触轻抚爱情留下的伤痕――印度尼西亚华人女性文学初探》、《历史、家国、文化与性别的印记――透析印尼华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将印尼华文文学与他国华文文学进行对比研究的，如《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裔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泰国、菲律宾、印尼三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还有研究华文文学语言的，如《印尼华文文学语言特色》和《印尼华文文学语言形式的嬗变及特征》。研究华文文学意义和文学色彩的，如《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艺术特征及文学史意义》、《论印尼华文文学的族裔性》和《诗意乡村与都市困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印尼华文文学中的异族想像》。研究土生华人文学的，如《“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欲回而又难回的远乡――印尼土生华人文学的“寻根”地图》、《印尼土生华人文学试探》。
二、文化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2014年印尼政府公布有30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爪哇族、巽他族、马都拉族等。同时，印尼也是一个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存的国度。大多数印尼人信奉伊斯兰教，可以说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也有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等。印尼文化也因此具备多元性和冲突性的特点。秦为芬在《印尼大众文化冲突之分析》中说：“通过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文化冲突事件来阐释所涉及的大众文化冲突事件，包括电影《再见了，珍妮特》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歌手罗马・伊拉玛带来的伊斯兰教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伊努玛尼亚色情案和Lady Gaga演唱会遭拒背后的伊斯兰保守势力与自由民主之社会意识的对立。”陈扬认为：“印尼人姓名的复杂形态反映出印尼文化的多元性，它可以成为观察印尼多元文化的一面镜子，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尼民族。透过印尼人的姓名，不但可以看到印尼传统文化、巴厘印度教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而且能体会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并看出印尼人具有名随人变、崇尚名誉、讲究实用的姓名特点。”
除了关于印尼整体文化的研究，还有针对某一区域文化或某一群体文化的论文。研究印尼华人文化的《试论印尼华人文化》、《印尼华人文化研究之反思：总体思考与宏观把握》、《印度尼西亚全面同化政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对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化发展的贡献》。提到华人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印尼华人的文化适应问题，相关研究有《印尼华人的文化适应》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适应与新生》。有研究尼亚斯文化的《印度尼西亚尼亚斯人及其文化》，尼亚斯是离苏门答腊西海岸实武牙东南80英里处的一个岛屿。研究巴厘岛印度教文化的《印尼巴厘岛的印度教文化》，巴厘岛是印尼34个省之一，是印尼唯一信奉印度教的地区。有研究门塔韦文化的《印度尼西亚的门塔韦文化》，门塔韦是印尼的群岛，包括希勃鲁特、希包拉、北巴盖和南巴盖岛。研究达雅克文化的《印度尼西亚达雅克人的文化和遭遇》，达雅克人是近代世界上一部分以猎取人头作为胜利者标志的未开化的人。
三、古代神话和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在不同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潘h在《浅谈印度尼西亚四大风物传说的文化内涵》中介绍了《多巴湖的传说》、《南海娘娘》、《覆舟山的故事》和《香水河》印尼四大风物传说，认为“它们从精神信仰、婚姻形态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折射出印尼古代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四大风物传说反映了印尼人民笃信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也反映了古代印尼人民的婚姻状况与演变历史。同时，四大风物传说也将印尼人民诚实守信、忠贞宽容的民族价值取向展现得淋漓尽致”。张玉安介绍了印尼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创世神话和特征，认为其蕴含的文化信息是十分丰富的：“其中较为突出和应该引起关注的有以下四点：图腾文化尤其是植物图腾文化；以荣代枯、死而复生的生命法则：有规可循的秩序法则；女性在印度尼西亚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张玉安认为谷物起源神话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信息库，反映了人类初民从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的转变，是原始农业产生的宝贵记录。“死体化生型谷物起源神话就是原始初民们加工过的原始农耕文化的本身，既反映了原始农耕业的发生和发展，也折射了农耕民的思想和观念。”
除了印尼的神话传说，有学者对印尼的民间故事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张玉安“参考AT分类法，并根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民间故事的特点，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魔法故事、滑稽故事和连环穿插故事等几大类。通过对这几类故事的分析，发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传统文化受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较大。”古大勇和李聪泳认为：“印尼和中国的民间故事具有大同小异的特征，大同首先体现在两国民间故事具有若干相同的母题类型：即惩恶扬善的英雄传奇、劝谕训诫的动物叙事、忠贞不渝的爱情传奇、备受尊崇的民间信仰、发人深省的伦理悲剧；其次体现在它们在艺术手法上的不谋而合之处：即寓泛神话色彩的故事于自然的表现手法、拟人色彩的动物视点、寓情于理的世态展现。两国民间故事既有整体层面的大同，亦有局部层面的小异，即在诸母题范畴的内部细节和艺术手法的具体运用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化的面貌。”
四、结论
将印尼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文化都具有多元性特点。这是因为两国都由多民族构成，不同民族聚居于不同地域，长期以来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于语言和文字各民族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于是推广统一的语言文字便成为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为促进民族融合而大力推行的手段。
关键词：幼儿园 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正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幼儿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升幼儿综合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幼儿教师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
一、重视课程教学。
在课程教学中，要以《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汇编》读本为学习内容体系，选择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学习，在幼儿园学习《弟子规》，以培育幼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为重点，开展启蒙教育，根据各年龄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节选与幼儿生活息息相关的经句作为课程内容，如通过诵读方法，让小伙伴互相诵读，个别幼儿上台展示，每周一国旗下诵读，回家后给家长诵读等，努力把这枯燥生涩的“弟子规”有机地渗透到各个领域的教学中去，让“弟子规”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真正回归生活。“学雷锋日”、“三八”妇女节等主题节日，可以鼓励幼儿将精心制作的爱心卡送给父母，讲一句感恩的话；把自己喜欢的玩具或故事书带到幼儿园跟小朋友一起分享等，以此唤起幼儿的情感体验，加深他们对经句的理解 ，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引导学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礼貌待人，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言行一致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培育热爱家乡、热爱生活、亲近自然的情感。
二、在游戏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游戏活动是幼儿最为喜爱的一种形式，也是引导孩子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许多游戏活动都是模拟社会环境、社会角色的活动。在游戏中，幼儿懂得了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也在解决问题或纠纷的过程中，揭示正确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通过游戏孩子不仅能获得知识和经验，还能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提高道德认知水平。
幼儿所喜爱的童话故事大多蕴含住品德教育的因素，可以让幼儿扮演角色进行游戏，如故事《小熊请客》，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思考“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狐狸？”通过讨论得出结论：狐狸狡猾不诚实、好吃懒做、专门偷别人的东西等。幼儿在表演中进一步体验角色的心理，明白了做人要诚实勤劳的道理。这种有正反人物鲜明对比的故事表演，使幼儿容易分清是非、好坏、善恶，从而使幼儿对周围事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弃恶从善。在表演《三只蝴蝶》时，教师要引导幼儿充分理解故事内容，以便于表现出角色的性格特点。故事中三只蝴蝶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的情意正是需要幼儿去模仿学习的；三色花的斤斤计较、小家子气也是幼儿应该克服的毛病。幼儿通过角色的扮演，能够亲自体验到角色的喜怒哀乐，增强了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使幼儿的言行向好的方面倾斜，克制自己的自私和任性。幼儿在扮演角色时往往愿意扮演主角或正面角色，而不乐意扮演配角和反面角色，这时，教师就要引导幼儿认识到，表演每个故事，都需要各个角色的协调配合，主角、配角、正面角色、反面角色都是不可缺少的，逐渐养成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教师提高自身素质 对幼儿进行情感教学。
教师的言行，是幼儿学习的典范，孩子们年龄小，他们好动、好奇、好模范，但经验贫乏，是非分辨不清，对不良的行为也会模仿。尤其是幼儿教师的言行，幼儿会毫不怀疑的全盘接受，因此针对幼儿的这些特点，幼儿教师的言行要准确、恰当。幼儿教师要在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规范化语言的基础上，做到人性化、艺术化。同时还要尽量扩大知识面，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掌握幼儿教育的规律和发展，不断搜集专业的信息，博采众长，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质，充分发挥魅力，使天真无邪、纯真可爱的孩子们伴着幼儿教师健康快乐地成长，从而更好的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无论教育水平多高、教育理论多深的幼儿教师，都不可能离开这一个“爱”字而孤身试教。幼儿年龄小，认知有限，对成人的依赖更加强烈，离开父母和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幼儿园时，内心都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表现为恐惧、哭闹等排斥现象。这时，老师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老师一句关心体贴的话语，或一个抚摸的动作，都成了每个幼儿最起码的心理需求。比如，教师经常关心、鼓励学习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小朋友，幼儿变会模仿教师这种良好的道德行为，对自身的素质起到很好的模仿作用。因此，教师行为得当、语言使用得当，能够帮助幼儿学习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依托多媒体教学 提高幼儿学习兴趣。
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因而培养学生具有积极的学习兴趣、满足其强烈的求知欲，应该是教师在教学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教师利用多媒体上课，可以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可以把《弟子规》做成课件，给学生带来直观、生动的图片、图像、动画和视频等大量的素材，在教课过程中，多媒体通过音响、色彩、动态画等刺激幼儿的多种器官，不断激发幼儿的兴趣，使学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稳定、持久，思维更为积极活跃，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如果采用呆板枯燥的理论灌输方式，长此以往会令学生感到 “面目可憎”，无半点兴趣可言，而“生动活泼”就是对教学形式的要求。多媒体教学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先进教学手段。在创设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激感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有利于幼儿入情入境，借境悟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能使学生不由自主地集中全部注意力，引起幼儿的浓厚兴趣，激发幼儿强烈的情感，从中获得直接、生动、形象的感性知识，使课堂教学活动更加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促使学生始终在愉悦的氛围中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学会学习，提高能力。
参考文献：
[1]朱家雄主编：《幼儿园主题式课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对台宣传中的重要资源
在台湾，孙中山被尊为中国的永久总理，台湾的政治架构也出自孙中山的五权构想，孙中山至今为台湾的执政者高度认可，荣誉主席吴伯雄表示，每逢周五下午，他都会与同事共读“总理遗嘱”。在孙中山诞辰的重大纪念日，两岸也会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如台湾的孙中山纪念馆，从1998年起至今，每年都定期举办“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并积极邀请大陆学者参加。在两岸经济、政治交流日益频繁之机，文化交流显得尤为迫切，而以孙中山之名进行两岸文化交流无疑又是最好的渠道。其中，“孙中山文化”作为我们可资利用的一个重要、特殊而无可替代的文化品牌和资源，在对台宣传上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可能和途径。如目前中山市东部文化产业园策划开辟的“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园”模式，并以此推进两岸文化产业集群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正如长期从事孙中山研究的美国史学家史扶领所言：“孙中山是海峡两岸人民都尊敬的近代英雄人物。一旦两岸重新和平统一，将证明他们对孙中山的共同怀念是有益的、跨越障碍的心理沟通。”
对侨宣传中的“文化桥牌”
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在海外最积极的传播者。孙中山革命大业的华侨色彩非常浓重，华侨背景对革命的萌发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本身也成为华侨文化、海外华侨爱国精神的化身。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以侨居地为革命基地，曾6次往来檀香山，8次到新加坡，9次到马来西亚，5次到越南，2次到泰国，12次往来日本，在华侨中做了大量启蒙宣传工作，在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在海外策动革命。国内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也占到31人。可以说，孙中山作为我国近代著名华人华侨先驱人物的代表，是我们最响亮的“侨牌”。深化提炼孙中山文化中的“文化桥牌”元素，整理、挖掘和弘扬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孙中山组织的9次武装起义的革命故事，以及他们身在海外心系故土的赤子情怀，不仅可以教育新生代华裔、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也可以增加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实现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坚持文化“走出去”，在海外定期举办华侨华人文学奖和大型图片展、“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大型海外采访活动等，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提升孙中山文化形象。二是要建立海外孙中山展览馆。在美国檀香山、纽约、芝加哥，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日本东京、神户，东南亚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与孙中山有关的全球主要城市建立孙中山展览馆，同时依托我驻外使领馆和海外文化中心，展示孙中山文化图片，推介孙中山文化产品，发放孙中山文化宣传资料，提供孙中山文化信息查询。这些工作，对于增强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海外华人社团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意义重大。
中美文化交流合作中的桥梁
从经济崛起走向文化崛起的中国，需要用文化架起与世界各国沟通的桥梁。据载，从1879年起，孙中山先后6次往来檀香山，并居住近7年，加上到美国本土4次的两年半时间，孙中山在美国度过了9年半时间。其间，孙中山先后接受中小学教育，加入基督教，创办兴中会，可以说，美国既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孙中山病逝后，夏威夷、三藩市等政府纷纷支持华人华侨建立孙中山纪念设施，并参与有关孙中山纪念的各类活动。如孙中山曾经就读的夏威夷普纳和学院的毕业生、现任檀香山市市长汉乃盟以与孙中山是校友为荣，认为孙中山是该校毕业的第一位总统，而奥巴马仅是他们的第二位总统校友，并主动提出与中国中山市结为友好城市。上述种种，均说明美国各级政府对孙中山充满敬意并给予高度评价。鉴于美国长期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误读和歪曲，充分利用美国政府对于孙中山在美国学习生活革命经历的认同感，分析和寻找中美政治文化的契合点，将孙中山文化作为广东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可以加大广东乃至中国文化的对美交流力度。如尊重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说明中共接受孙中山既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语)也是虔诚接受基督教文化洗礼并是基督徒这一事实，对外宣传中国政府推行的宗教自由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诚的继承者”(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主席语)。
旅游推广中的文化品牌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全球已建有43座孙中山主题公园，全国已有187条“中山路”，另外，许多城市和地区都设有中山纪念堂，这充分显现孙中山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也显示了孙中山文化作为旅游文化品牌的潜力所在。进一步发扬孙中山文化的旅游文化品牌优势，一是要进一步发挥孙中山故居的文化载体、旅游载体作用，整合孙中山故居等文化、生态资源，形成红色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旅游、产业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文化旅游产业链条，吸引更多中外游人前来“朝圣”，深刻体味伟人的历史遗迹、成长土壤和生活现场等人文细节。二是要凸显文化主题，宣扬孙中山“天下为公”、“博爱”等爱国精神。
城市形象推广中的“伟人故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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